华为由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任正非于1987年在深圳创立，自从它开始转售从香港进口的程控电话交换机以来，其业务得到成倍增长。之后华为开始探索新领域，为电话运营商建设电信网络，为消费者制造移动设备，并为其他公司提供大量云服务、大数据和其他服务，从而成为全球领先的OEM。
2020年，华为员工超过19.7万人，业务遍及170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其设备服务范围覆盖全球超30亿人。
推动华为成为一家国际化品牌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199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到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十年前，中国向海外公司开放市场的政策导致多个行业的外资主导和市场饱和。部分原因是华为希望摆脱内卷，在海外寻求第二增长曲线。
华为进军全球的第一步，是在进入高收入市场之前，首先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扩张。这种做法反映了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扩张战略。发展中国家对扩大网络容量（例如在地理覆盖范围和用户数量方面）和升级网络设备（从3G转向4G并最终转向5G）的需求不断增长，加上华为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产品，该公司很快开始就从海外市场获得比国内更多的收入。2012年，华为在营收上超越瑞典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首先，它生产比市场竞品更便宜的高质量设备。一些分析师估计，华为的设备比其竞争对手的设备便宜约30%。那么华为打价格战的底气来源于哪里？这可以追溯到它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的财政支持以及该公司对研发的承诺。华为和其他涉足海外的中国科技公司受益于国家银行支持，特别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巨额贷款。例如，华为在2004年获得了一笔100亿美元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然后在2009年又获得了另一笔贷款。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使华为能够提供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该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比其西方竞争对手更优惠的融资条件。其次，大量的研发投入是华为走向全球成功的基石。与思科等日益金融化的美国公司相比，这家中国公司将其大部分利润再投资于生产和研发。尤其是在21世纪初，当时北京采取了一些政策来促进“本土创新”。这些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担忧，即其在1980年代的低附加值出口道路有可能使中国无限期地陷入全球价值链的底部，并容易受到外国控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作为回应，中国的新政策旨在通过为本地公私公司进入数字创新竞争提供广泛的激励措施，直接支持具有竞争力的国内参与者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华为逐步加大了自身的研发力度，并开始着手超越其全球竞争对手。华为的研发战略也根据其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经验而演变。一个转折点是2003年华为面临的一起诉讼，当时思科指控华为“系统地、大规模地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该诉讼于2004年在华为同意修改其电信设备后达成和解。该事件后，华为采取了更具战略性的研发方式，并努力提升其专利。该公司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研发并系统地为其产品申请专利。多年来，华为已将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或更多投入到研发中。仅在2020年，其研发支出就达到了惊人的1419亿元人民币（约合223亿美元）。尽管面临着美国的制裁压力，华为在2019年底至2020年底期间将其有效专利增加了至少17%，总数超过10万件。华为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持有者之一”。最后，华为成功背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在于，该公司能够适应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制度环境。这家科技巨头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从民主的塞内加尔到专制的古巴，从英国(UK)的电信业自由化到埃塞俄比亚对电信的国家垄断，从稳定繁荣的欧盟到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诚然，华为也在部分地区面临运营限制，例如英国政府禁止该公司推出5G。尽管如此，这些挫折更多地反映了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公司技术和业务能力的缺陷。华为在国际化运营中的努力离不开学习和战略调整。了解当地知识使这家科技跨国公司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其产品进行微调，以满足当地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例如，为了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智能手机领域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华为推出一款智能手机，里面内置穆斯林祈祷提醒功能和用于定位附近清真寺的应用程序。在迫切需要创造就业、培训和技术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华为通过创建ICT学院、组织技术竞赛和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来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重要性。
小编✎Irene/品牌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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